由此可能产生一种困境，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似乎并不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调整范围内。

但这里暗含的问题是所有权主体的抽象性。例如，民众可以自由地在市政广场休闲、娱乐、通行等，但若要在广场集会或进行商业性的文体宣传活动则需要得到管理部门批准。

[28]在德国，国有公物是受行政公权力支配的、经由提供公用、直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益目的的物。[20]在国家所有层面，不同主体对公共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迥然不同。进而为每个公民保留了维护其最低限度自由和自主所需要的资源的控制权。[24] 异于德、法等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对公共财产的界定，我国并未采选单一的用途标准，而是采用归属和用途相结合更加侧重归属之标准。马克思研究了复数形式的财产权或产权，并论述了其中所包含的各单项权利：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法的权利。

[19]参见张力：《国家所有权遁入私法：路径与实质》，《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74]这就要求国有私物的收益只能依法用于完成、维系或扩大公共财产的给付目的，以彰显公共财产的公益性价值。法律推理即在法律论证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36]（P110），其任务在于阐明司法裁判的结果是什么以及这种结论是从何处得来的[37]（P141）。

这种先在性兼具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双重品性。在该案中，杨帆没有使用辱骂、推搡等过激行为，故涉案行为满足适度性基准，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但若据此直接适用《继承法》第5条之规定，支持原告诉请，将有损于家庭伦理和婚姻价值。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和《婚姻法》第22条的规定，还应当遵守《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即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道德性的绝对命令内在地具备作为法的绝对命令的正义原则之秉性。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天然地具有保守性。

此案终审对于维护社会公德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法官要懂点时势，要对其所处的时代及其道德价值取向有基本的认知和把握。第三，司法与国家发展。在道德哲学上的善恶所指的不是实体或实物，而是事物所具有的道德性质，或者说，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善的性质或恶的性质[14]（P68）。

其二，耻感是人民做道德人之酵素，是人民过有德性生活的持久驱动力，也是人民守规矩、服法判的心理要素。道德型社会建设内在地要求社会基本制度合乎正义准则，使得人们在实体性的普遍物中，在致力于这种普遍物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现实中，即在国家制度中，返回于自身并在其中统一起来[48]（P174）。同时，法官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有人在为法官做了本来应该由法官完成的事情[10]（P90）。在上文所引案例中，或多或少都运用了实质推理的方法，但以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纠纷案最具典型意义。

其三，司法裁判的效力既惩罚过往，也警示未来。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就是社会道义之于司法正义的支持力，即司法意识形态之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信服力。

以北雁云依诉某派出所拒绝办理户口登记案o为例，2009年，济南市民吕某给女儿起名为北雁云依，并以该名为女儿办理了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等手续。但正如赫费所指出的那样：绝对命令专指道德性，但是内容上包括善德和法。

司法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个案裁判应当符合司法的整体性目的。但在该案中，如果直接适用《继承法》第5条之规定，那么法官就必须认定张某所持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并因此要做出支持张某诉请之裁判。结论即裁判结果——基于违背公序良俗的同居关系所立的遗嘱，违背法的基本价值，不受法律保护。[13]（P9）社会秩序始于道德并优先于法律，道德是具有持久价值的调节方式。因此，培植个体道德良知构成整个司法伦理教育的基础——法官的职业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是以其道德良知以及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道德体验、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为基础的。但是，如果将《继承法》中遗嘱继承的有关规定、《婚姻法》中有关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相互承担义务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所保障的社会公德之规定三者做综合考量、衡平推理，则该遗嘱的效力就难以成立[38]（P22-24）。

在父子关系中植入孝道、赡养等道德义务。在独特的案件中法律常常不能做到公正。

一项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司法判决，无论其程序如何正当，都是非正义的。美国德性法理学派代表人物索伦认为：良善立法不能止于防止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保护权利，而是要致力于促进人类繁荣，使人类能够过上卓越的生活。

良好的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展示其内在的道德规定性。其二，社会道德人格塑造。

《民法通则》第99条和《婚姻法》第22条对姓名权均无禁止性规定，原告为子女取名北雁云依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在制度正义教化和调适中，正义将外化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公民行动的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就更具有实然价值了。在司法过程中，允许司法道德能力的作用，并非要削弱法律的功力，而是为了让法的适用获得社会伦理的支持和褒誉。这就意味着，除非司法裁判能够激发人民的羞耻感，即激发人民做道德人的荣誉感，否则，司法裁判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殊难兑现。

第三，法官选择适用的法律与被弃用之法律之间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为此，法官在法律适用范围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联想，即从与《继承法》密切关联的《婚姻法》和《民法通则》中寻找德性条款。

其一，以于欢案为例，其涉案行为即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其二，以张某等诉杨某继承纠纷案o为例，该案涉及三个基本法律关系，一是原被告即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二是原告即遗嘱继承人张某与遗嘱人杨某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三是被告人杨某与遗产所有人杨某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

由于价值乃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因此，司法过程中的价值认知和把握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能力。由于愿望、恐惧或其他动机，对象必须有做的意向[21]（P65）。

所谓社会道义，就是社会主流道德之义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范畴。依《物权法》第7条之规定，原告要求父母将所占房屋份额转让于己的诉求与善良风俗、传统美德不符，依法不予支持o。这些抽象的范畴必须借助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释系统，方有可能具象化，并因此而成为道德实践中的行为示范。二审法院依法受理当事人上诉后，将涉案行为合乎情理地回置于行为发生之时的特定情境，以暴力逼债、辱母、限制人身自由等客观事实为基础，将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推定为正当防卫。

司法的道德价值取向与司法的道德价值导向是两个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范畴。藉此，法院作出了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终审判决，成功地捍卫并弘扬了于欢涉案行为所承载的人伦价值。

在张永焕持刀的情况下，朱振彪应属防范自卫举动，并始终与张永焕保持一定距离，未危及张永焕的人身安全。法院审理认为，涉案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和劝告违法者投案，因此其性质属于见义勇为。

其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维护意识，它必须要保持国家政权体系的顺利运行和社会的稳定[25]（P116-119）。[6]（P350-351）因此，在特定案件中，法官如果机械地依据法律条文作出裁判，很可能会背离规范原意，抵触正义的要求[7]（P2）。